今早刚上班不久，同事姜波对我说：“姗姐，你家亲戚又来找你了！”

“亲戚，谁呀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就那个演员。”他一脸坏笑地对我说。

我一听，正因刚接一当事人无理电话闷一肚子火的我，立刻把声音提高了八十度：“她又来了，行啊，让她哭吧，她今天就是哭晕过去，我都不会去接待她！”

姜波一看我这样，吓了一跳“唉呀，看来姗姐今天神情不对呀！”

“不是神情不对，是神经不对，我都快得神经病了！”姜波吓得赶紧离开了我办公室。

想起门外的她，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11年前。2004年我刚调进执行局工作时，每天早上七点多送完孩子上学后，我总是第一个到班上。一个冬日的早晨，我正准备开门，一个老妇人的声音传来：“大姐，你上班了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寻着声音望去，一个躲在走廓尽头旮旯处的一个“脑袋”向我打着招呼，我诧异地向她走过去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这么早呀！”

老妇人见了我，眼泪顿时流了出来，瘦弱的肩随着哽咽不停地抽搐着。

“走，到我办公室去。”我毫不迟疑地弯下身，拉起一身泥土的她来到我的办公室。见她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，我忙着为她打开取暖器，并且想都没想，取来我的杯子，去茶炉上倒了一杯热水，让她抱在手中取暖。

望着还在瑟瑟发抖的老妇，我静静地蹲在她的身边，一句话也不敢问，生怕我的哪一句问话勾起她的痛处。只见她满头的银发，嘴也深深地凹了进去，一双失神的眼睛望着被烧红的取暖器，许久，老妇人才平静了下来，她似是在向我讲述她的事，又似是在自言自语：

她的儿子与人打架，被打成了痴呆，大小便失禁，赔偿的钱一分钱也没拿到，现在儿媳妇子宫内又长了个瘤，每天痛得在床上乱喊,孙女又查出心脏病，一家人几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望着她哀楚的脸，难过涌遍我全身，但我一个小小内勤，除了陪她难过以外，别无它法。我答应她等局长来了以后，替她向局长反映一下情况。

局长在听完我的叙述后，也叹了口气，说老妇人的事他早就知道，现在被执行人正在服刑，并且他家中也没什么可以执行的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我不敢把这个结果告诉她，编个了谎言让她先回去，说我们局长会想办法的。但她听后说她没法回去了，因为她没有回去的车费，说话的同时眼睛在我办公室四处逡巡，然后诺诺地问我能否把我办公室的一些废纸给她拿去变买，换作路费，我答应了。只见她迅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拿出随身携带的一个袋子，生怕我反悔似地立即把我纸篓里的废纸倒了进去，见她这个样子，我起身挨个办公室收集废纸和废旧东西，全都装进了她的袋子，她感激地望着我，称我是好人，并祝我好人有好报，我心里得到了些许安慰。临走时我把身上仅有的50元钱给了她，并把给孩子买的一袋饼干装到她的袋子里，让她路上吃，她刚止住的眼泪再次流了出来，说她会带回去给她那个生了病的孙女，并向我深深地躹了一躬，感激地望着我离开。

此后的多年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她都会来执行局找我，一遍遍地向我诉说着她家的不幸，每次来，我都尽可能地给她一些钱，有时是局里同事凑的，有时是局里发的救助款，就这样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

局长换了，同事换了，但几乎每个在执行局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她的事，并且也都知道她每次来都是来找我的，渐渐地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我的同情心被她彻底地磨没了，我再也看不到当初“她”的怯懦，“她”的窘色。

我开始躲着她，因为现在她每次到局里来都会与我纠缠很长时间，无论我怎么劝说，她都会有一堆理由在等着我，并毫无顾忌地在大厅里哭喊，一边念叨她家的不幸，一边哭她死去的老伴，甚至还故意把鼻涕眼泪往椅子上擦。

局里虽然在救助范围内已最大可能地给了她救助，但她认为被执行人的儿子家有房子，并且过得比她家好，应该父债子还。并且只要一看见我，那眼泪就如同泄了闸的洪水，无休无止，“演员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今天一听说她又来了，我无奈的深吸一口气，一来我本身憋了一肚子的火，另外我对她已黔驴技穷，因为只有“钱”能让她止住眼泪。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，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我自己，但我找不到答案。

许多当事人明知对方没有履行能力，但还是会一次次地纠缠，一旦他们的“心愿”没有达到，就会到处信访、到大厅里肆意哭喊。对金钱的渴望，轻易地撕掉了人的“遮羞布”，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，而我成了天天的观众，我很无奈。

就如同今天早上才八点二十一分，电话就在办公室响起，我刚拿起电话，当事人就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我的天，你以为你们不上班了，我八点就开始打电话，都打了三遍了，总算有人接话了。”我说，我们是八点半上班，结果他竟来一句：“这么说我还应该表扬你了”。当时我气得真想把电话挂了。人与人之间已完全没有了信任。

我渴望回到那纯真的年代，回到那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交心的年代，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，人人都有一颗平谈的心。

更渴望能做回我自己！！